3. 边疆开发：在台湾推广屯田，在东北设立驿站，在新疆鼓励垦荒，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。

（三）文化盛世的开启

康熙本人精通满汉文化，主持编纂《康熙字典》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等大型典籍。《康熙字典》收字个，是中国第一部官修字典；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分6编32典，收录历代文献1.6万余卷，被誉为“古代百科全书”。他重用西方传教士，命白晋、张诚等测绘《皇舆全览图》，首次用经纬度标注中国疆域，其中对珠穆朗玛峰的测绘比印度早130年。

四、国际视野中的东方君主

（一）中俄博弈与近代边界的确立

16世纪末，沙俄势力侵入黑龙江流域，建立雅克萨城。1685-1686年，康熙两次派兵围攻雅克萨，击毙俄军守将托尔布津，迫使沙俄谈判。1689年，中俄签订《尼布楚条约》，划定黑龙江、乌苏里江流域为中国领土，这是中国与欧洲国家签订的第一个近代主权国家间的条约。条约文本以满、俄、拉丁三种文字签署，确立了平等协商的外交原则，被法国汉学家白晋评价为“康熙对国际法的初次实践”。

（二）传教士眼中的“哲人王”

以利玛窦、汤若望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，将康熙视为“东方的路易十四”。在《康熙帝传》中，白晋写道：“皇帝天赋极高，不仅精通中国文化，更对西方科学充满好奇，其胸襟之开阔远超一般帝王。”康熙对西方科技的兴趣促成了圆明园西洋楼的建造、历法改革的推进，甚至在宫中设立实验室，命传教士演示化学实验。这种开放姿态，使清朝在17世纪成为欧洲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。

（三）启蒙思想家的东方镜像

伏尔泰在《风俗论》中称康熙为“开明专制的典范”，认为其统治“将道德与权力结合，实现了儒家的政治理想”。莱布尼茨则在《中国近事》中感叹：“康熙的治国理念与欧洲的哲学王思想不谋而合，中国的科举制度值得欧洲借鉴。”这些评价虽有理想化成分，却反映了康熙时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。

五、盛世背后的隐忧与遗产

（一）集权制度的双刃剑

康熙为强化皇权，设立南书房直接掌控决策，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；晚年因太子胤礽两立两废，引发“九子夺嫡”之争，导致统治后期政治动荡。这种过度集权的模式，既维护了国家统一，也为清朝中后期的官僚腐败埋下伏笔。

（二）文化专制的代价

为巩固统治，康熙大兴文字狱，如1711年的“南山集案”，因戴名世在《南山集》中使用南明年号，牵连数百人。这种文化高压政策，虽暂时稳定了思想领域，却抑制了学术创新，使清代学术逐渐转向考据训诂。

（三）历史坐标中的多重身份

康熙的统治是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阶段：他击溃沙俄、平定准噶尔，将新疆、西藏、台湾纳入版图，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基础；他推行的满汉融合政策，缓解了民族矛盾，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满族的汉化进程。这种双重性，正如清史专家戴逸所言：“康熙是中国传统帝制的集大成者，也是近代中国的前夜人物。”

六、最后的帝王：落日余晖中的帝国

1722年12月20日，康熙病逝于畅春园，临终前留下遗诏：“朕一生在位六十一年，并无失德，惟乏知人之明，致有党争，深以为悔。”他的遗体葬于景陵，庙号“圣祖”，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非开国皇帝被授予“祖”庙谥的案例，足见其地位之特殊。

站在承德避暑山庄的万树园，仿佛仍能听见康熙与蒙古王公宴饮的欢声笑语；漫步于北京故宫的乾清宫，“正大光明”匾额依然彰显着这位帝王的治国理想。康熙的一生，是帝国扩张的史诗，也是集权统治的标本；是文化繁荣的乐章，也是思想禁锢的序曲。他用61年的统治，为清朝刻下了“康乾盛世”的最初印记，也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留下了复杂的历史遗产。正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所说：“康熙的时代，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最后辉煌，也是西方文明冲击前的最后平静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