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代十国少数民族政权户籍制度：游牧传统与中原经验的交融
引言：乱世中的制度探索
五代十国（907—979年）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之一，中原地区战乱不休，户籍体系因王朝崩塌而陷入混乱。与此同时，北方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如辽（契丹）、西夏（党项）、后唐\/后晋\/后汉（沙陀）等趁势崛起，在统治农耕与游牧混合地带的过程中，面临着人口管理的复杂挑战。这些政权既需维系本民族的游牧社会组织，又不得不应对汉地农业社会的治理需求，从而催生出兼具民族特色与中原基因的户籍制度。本文以辽、金（前期）、西夏及沙陀政权为核心，剖析其户籍管理的制度架构、运行机制及历史影响，揭示少数民族政权在制度融合中的创造性探索。
一、辽朝「南北面官」下的二元户籍体系
1. 制度背景与架构：游牧汗国的农耕适应
辽朝（916—1125年）由契丹族建立，耶律阿保机建国后，统治区域涵盖燕云十六州等农耕地带与蒙古高原游牧区。为解决「以国制治契丹，以汉制待汉人」的需求，辽太宗确立「南北面官」制，户籍管理亦随之形成二元体系：
- 北面官系统：管理契丹及其他游牧民族，以部落制为基础，户籍依附于「斡鲁朵」（宫帐）与「捺钵」（行营）制度，按氏族、部落编户，民户平时游牧，战时从军，户籍与军事组织「糺」结合，形成「兵民合一」的管理模式。
- 南面官系统：仿唐制管理汉地农耕人口，设州县，推行「版籍」制度，登记人户土地、丁口，征收赋税。燕云地区沿用唐朝「主户」「客户」分类，同时保留契丹特色的「头下军州」户籍——贵族封地内的民户需同时向朝廷与领主纳税，户籍归属于头下州而非普通州县。
2. 户籍分类与身份管理
辽朝户籍按民族、职业、身份划分为多重类别：
- 民族户籍：契丹人属「国族户籍」，由北枢密院管辖；汉人、渤海人属「汉籍」，由南枢密院及州县管理；奚、室韦等游牧部族属「属国属部户籍」，保留部落首领自治权，定期向辽廷朝贡。
- 特殊户籍：「宫分户」专属于契丹皇帝，承担宫廷劳役；「着帐户」为犯罪没入宫廷的奴婢户籍；「僧道户」归寺院管理，享有赋税减免，但需登记造册。
- 军事户籍：「糺户」为边防军户籍，「拽剌户」为侦察兵户籍，均世代服役，户籍与军事义务绑定。
3. 赋役征发与户籍功能
辽朝户籍的核心功能是保障赋税与兵役：
- 游牧民户以畜产数量纳税，按部落征发骑兵；汉地民户则按唐制缴纳田赋、丁税，承担徭役。头下军州民户需同时向领主缴纳「地税」与向朝廷缴纳「户赋」，负担沉重。
- 辽圣宗时期（982—1031年）曾大规模核查汉地户籍，编制《丁赋册》，将隐匿人口纳入管理，史载「括民田之数，定其赋税」（《辽史·食货志》），反映出对中原户籍技术的吸收。
二、沙陀政权的「胡汉杂糅」户籍管理
1. 沙陀三王朝的制度转型
后唐（923—936年）、后晋（936—947年）、后汉（947—951年）均由沙陀族建立，其统治核心在中原地区，故户籍制度呈现「以胡制统汉地」的特点：
- 保留沙陀军事组织「厢」「军」的户籍编制，将沙陀部众按军营编户，战时为兵，平时屯田，形成「营田户」制度。
- 沿用唐朝「两税法」，以户籍人丁与土地为征税依据，但因战乱频繁，户籍管理混乱，「版籍焚毁，民多流亡」（《旧五代史·食货志》），朝廷常通过「括户」（清查人口）补充赋税来源。
2. 「部族军户」与「州县民户」的并行
沙陀政权将人口分为两类：
- 部族军户：沙陀、突厥等少数民族部众编入军营，户籍由军事衙门「马步司」管理，免除州县赋役，但需世代从军，形成军事依附关系。
- 州县民户：汉地百姓仍按唐制入州县户籍，承担赋税，但因战乱频繁，大量民户依附于藩镇或豪强，成为「隐户」，导致朝廷实际控制的户籍人口锐减。后唐明宗李嗣源曾下令「委诸道观察使，各于管内严行条制，不得容纵奸盗，漏落户口」（《册府元龟·邦计部》），试图恢复户籍秩序，但成效有限。
3. 户籍与民族融合的矛盾
沙陀政权试图以军事户籍压制汉地社会，但随着统治稳固，不得不吸收中原制度：
- 后唐仿唐制设立「户部」管理户籍，编纂《长兴户籍》，尝试将部族军户与州县民户纳入统一管理。
- 沙陀贵族逐渐汉化，其部众亦与汉人通婚，户籍中的民族界限渐趋模糊，但军事户籍的特权地位仍引发汉民不满，为政权更迭埋下隐患。
三、西夏党项政权的「蕃汉分治」与户籍创新
1. 制度基础：部落制与中原制度的融合
西夏（1038—1227年）由党项族建立，统治区域包括河西走廊、河套地区，民族构成复杂（党项、汉、吐蕃、回鹘等）。其户籍制度在《天盛改旧新定律令》中有详细记载，体现「蕃汉分治」与「兵民合一」特征：
- 党项族保留「族帐」制度，以血缘部落为单位编户，设「族首」管理，户籍登记包括族人姓名、年龄、牲畜数量，战时按族帐征发「丁壮」。
- 汉地实行州县制，仿唐制登记「人户田宅」，但增设「监军司」户籍，将汉民丁壮编入地方驻军，形成「耕战结合」的管理模式。
2. 户籍分类与管理机构
西夏户籍分为三大类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