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蕃户（党项户）：属「民族户籍」，由「翊卫司」与部落首领共同管理，享有免税特权，但需承担兵役，「凡年十五以上为丁，每丁取正军一人，负担一人」（《宋史·夏国传》）。

- 汉户：属「州县户籍」，由「三司」（财政机构）与州县衙门管理，按土地资产分为「上、中、下」三等，缴纳田赋与「丁税」（以谷物或布匹缴纳）。

- 特殊户籍：「官户」为官僚家庭户籍，享有免役权；「匠户」为手工业者户籍，隶属「工技院」；「僧道户」需向寺院缴纳「供养税」，并登记于「功德司」。

3. 户籍登记与法律约束

西夏法律对户籍管理有严格规定：

- 每年正月，州县需核查户籍，「造簿籍二本，一申转运司，一留州县」（《天盛改旧新定律令》），若隐匿人口或虚报年龄，户主与官吏均处刑罚。

- 禁止蕃汉户籍随意变更，党项人不得私自入汉籍避役，汉人亦不得冒充蕃户逃税，违者「徒二年」。这种制度既维护了党项族的统治地位，又确保了汉地赋税来源。

四、金朝前期「猛安谋克」与汉地户籍的冲突与调适

1. 猛安谋克：女真族的军事户籍制度

金朝（1115—1234年）由女真族建立，建国初期推行「猛安谋克」制，将女真部众按军事编制编户：

- 「猛安」为千户单位，「谋克」为百户单位，户籍以「牛具税地」为基础——每耒牛三头为一具，授田四十顷，户籍登记牛具数量与丁口，按牛具纳税，丁壮战时为兵，平时农耕。

- 猛安谋克户享有土地分配特权，迁入汉地后强占民田，形成「屯田军户」，其户籍由「统军司」管理，不受州县管辖，体现「以军事户籍统御农耕社会」的特点。

2. 汉地户籍的沿用与改造

金朝灭辽与北宋后，在中原地区面临户籍管理的双重挑战：

- 初期沿用辽朝「南北面官」思路，汉地仍行州县制，登记「主户」「客户」，但增设「物力户」——按家庭资产划分等级，征收「物力钱」，作为杂税来源。

- 金熙宗（1135—1149年）时期推行「废藩置路」，将猛安谋克与州县系统合并，试图统一户籍管理，但遭到女真贵族抵制，形成「军户」与「民户」并行的二元体系。

3. 户籍矛盾与制度调适

猛安谋克户与汉地民户的冲突贯穿金朝前期：

- 女真军户强占汉民土地，导致「民怨沸腾」，金世宗（1161—1189年）曾下令核查军户土地，禁止超额占田，但效果有限。

- 为缓解矛盾，金朝逐渐允许汉民「纳粟补官」进入军户户籍，同时将部分女真军户编入州县户籍，缴纳赋税，推动户籍制度的融合。《金史·食货志》记载：「大定二十九年，命随路通检户口，又定军户、民户辨验之法」，反映出对户籍体系的调整。

五、少数民族政权户籍制度的共性特征与历史影响

1. 制度共性：游牧传统与中原经验的结合

五代十国少数民族政权的户籍管理虽各有特色，但共享三大特征：

- 二元性：均采用「本民族制度+汉地制度」的复合模式，如辽的南北面官、西夏的蕃汉分治、金的猛安谋克与州县并行，既维系民族统治基础，又适应农耕社会需求。

- 军事性：户籍与兵役高度绑定，契丹「糺户」、沙陀「营田户」、西夏「正军户」、女真「猛安谋克户」均为兵民合一的编制，体现游牧民族「全民皆兵」的传统。

- 身份性：户籍承载民族等级与职业世袭功能，如辽的「国族户籍」特权、西夏的「蕃户免役」、金的「军户世袭」，反映出早期国家形态中户籍的身份区隔作用。

2. 对后世户籍制度的影响

这些制度探索为宋元明清户籍演变奠定了基础：

- 辽朝「南北面官」启发元朝「四等人制」，金朝「物力户」影响明朝「人户以籍为断」的职业户种划分，西夏户籍法律则为《大明律》中的户籍条款提供了参考。

- 少数民族政权在户籍管理中展现的「制度弹性」——如辽对汉地版籍的吸收、金对物力户的创新——为统一王朝解决民族地区户籍问题提供了经验，尤其影响了清朝「旗民分治」与「改土归流」中的户籍策略。

3. 历史局限性

尽管制度创新显着，少数民族政权的户籍管理仍存在固有缺陷：

- 民族歧视导致户籍不公，如辽汉户赋税重于蕃户，金女真军户享有土地特权，激化社会矛盾。

- 军事户籍的封闭性抑制了社会流动，西夏「军户世袭」、金「猛安谋克世袭」导致后期军队战斗力衰退，户籍制度沦为特权阶层的工具。

结论：乱世中的制度实验场

五代十国少数民族政权的户籍制度，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碰撞的产物。在中原王朝户籍体系崩塌的背景下，契丹、党项、女真、沙陀等族群以本民族社会组织为基础，吸收唐朝户籍管理的技术经验，创造出适应多元统治的制度体系。这些探索既非对中原制度的简单模仿，亦非本民族传统的固守，而是在统治需求驱动下的创造性融合。从辽朝南北面官的二元平衡，到西夏《天盛律令》的户籍立法，再到金朝猛安谋克的军事编户，少数民族政权在户籍管理中展现的制度创新，不仅维系了乱世中的统治秩序，更成为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从「胡汉分治」向「多元一体」演进的关键环节。其留下的经验与教训，最终被元朝大一统政权所吸收，推动着户籍制度向更复杂、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。